七十七

在孫中山對美國的民權充滿向往時，超過數(shù)百萬的美國黑人還在集中營里做奴隸。自從林肯贏得美國南北戰(zhàn)爭之后，法理上黑人已經(jīng)成了自由人，而不再被當成奴隸，但美國憲法和其他法規(guī)并沒有把黑人當奴隸，認定為犯法的條文。于是美國南部各州自己頒布了形形色色專門針對黑人的法律，比如說黑人在任何時候必須證明自己有一份合法的工作，否則就立即抓去坐牢。在這種情形下，很多黑人就成了犯人，被南部政府合法的租給美國的大企業(yè)，如美國鋼鐵公司等等，作為變相的奴隸來用。在這些強迫的集中營里，黑人受到的待遇是非人道的，各種類似于關塔納摩的酷刑和折磨方式層出不窮，許多在營中的黑人被沉重的勞役，得不到治療的疾病，和無休止的折磨而喪生。而美國公司在租用這些罪犯來開采礦山，修建道路時，則贏取暴利，還因此而擊退了白人工會的罷工反抗。到底多少黑人被奴役，仍然沒有總的數(shù)據(jù)，但是光在阿拉巴馬一州，至少超過20萬黑人被租出去。

這個情形一直持續(xù)到1941年，才由羅斯福政府出來干預。當時干預的原因是，日本帝國利用這個事件開展的宣傳攻勢很成功，使美國政府在國際上名聲掃地。另外就是，美國需要大量人力從事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爭和軍需生產(chǎn)工作。于是在珍珠港事件的第四天，美國政府立法限制出租黑奴�？梢哉f是日本軍國分子們救了黑人一命，但就把美裔日人變成了新奴隸。當時的中國政府趁此機會，由宋美齡主導，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都有賴于日本鬼子之力。

而美國和英國放棄所有不平等法案中的在華特權，也得益于日本軍政府和汪精衛(wèi)偽政府簽訂的日本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協(xié)定，迫使美國和英國不得不作出比日本軍國主義要“道德高尚”的行為來。即使是后來的黑人民權運動，如果不是蘇聯(lián)的政治攻勢，估計很難預料其結果如何。甚至在半黑奧巴馬出來選總統(tǒng)的今天，經(jīng)歷了兩任黑人國務卿（鮑威爾和賴斯），年輕黑人男性中仍然每9個人中間就有一個在蹲打牢，而且這種局面改善的機會基本上不存在。

所以現(xiàn)在有人搞笑的解釋說，美國憲法上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翻譯錯誤，應該是“所有（白人）男性創(chuàng)（被上帝）而平等”。女人當然不能算人，其他人種（非北歐和德國北部，英國）自然也不能算是人。如果明白這個道理，就知道美國從來倡導的都是精英政治，而非廣泛的民主政治。

本來，任何一個社會，在考慮如何維持其穩(wěn)定和變化的平衡時，都必須面對兩個考量：一是如何創(chuàng)造出足夠的流動性，讓窮人能通過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會中出頭；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會行為的損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這個社會就沒有了目標和公義，因為大家隨時都會對社會的財富分配不滿而要求重新洗牌，那么任何個人的奮斗和努力，就毫無價值，應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在這方面做得最好。一個是兒子的平等繼承權，使中國傳統(tǒng)社會富不過三代。有錢人通常會多娶老婆，然后眾多的兒子分家，就難以形成一個超級大富豪。當然現(xiàn)在不可能這樣做了，只能通過高遺產(chǎn)稅，勸人為善多捐款來解決。另一個是教育平等權和科舉制度，給予任何有志向的窮苦人，一個奮斗的機制。在加上對外戰(zhàn)爭立軍功，都給了人們一個向上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體制，通常是在這些機制中，實在沒有能力過關斬將，才會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個多次落第的秀才。

七十八

而人類社會就是要有這樣的制度，讓所有青年洪秀全不會成為中年洪秀全，使沈萬三兒子和孫子，不再是沈萬三本人。

美國人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其中一個最更本的基石是法制，只要程序合理，不求結果公平。在美國私人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不考慮你到底如何得來的。比如卡耐基是盤剝工人得來的，布什是販賣黑奴得來的，等等，都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們的財產(chǎn)，就是一個大問題。那么你可不可以剝奪別人的財產(chǎn)呢？可以，只要你合法，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國，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產(chǎn)，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盤上開派對，請客，進行野餐之類。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來掃你的興，阻止你以上的行為，你就可以正二八經(jīng)的去法院遞交申請，要求把這塊地正式歸于你，應為你已經(jīng)行使了地主的權益，而沒有人有異議。

如果這件事發(fā)生在中國，當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決的話，估計中國人立馬就會把這個法庭放火燒了。中國人重結果多于程序，重公平多于規(guī)矩，和重人情多于道理，都使法制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難度。法不責眾，和刑不上大夫，都是在數(shù)量上和質(zhì)量上對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進行挑戰(zhàn)，表現(xiàn)了中國人社會中的高于法律的更高理念，則是“人民的多數(shù)認同”高于法律精神，而且“精英思維”比法律要更有真理價值。

粗聽起來似乎覺得中國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為其對“民意”的重視似乎是一個終極的社會關注。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決定天命，而天命決定誰當皇帝這樣重大的政治問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后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當權者來負責的。那么為什么歷史上，真正的民意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導致歷朝歷代被剝奪了天命呢？

一個指責游戲，就是怪罪于龐大的官僚系統(tǒng)。天子是要與民同樂的，而且蕓蕓眾生也是出自內(nèi)心愛戴萬歲爺?shù)�。全國人民上下同心，但是中間卻出了岔子。這房子的蓋子很棒，基礎也很扎實，可惜是中間的柱子被該死的蛀蟲挖空了，搞得國家搖搖欲墜�？磥硖觳蛔�，道亦不變，這幫人民公仆們，黑了良心，把孔老爺子的教訓吐進痰盂桶了。

這樣看來問題不在皇帝那里，而在貪官那里。只要我們可以清洗貪官，這大宅子還是會高大光猛，富麗堂皇，和勃勃生機。所以說，中國的民意不是如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甚至不是選舉三里屯屯長，而是為什么這個傻冒屯長為啥沒有聽聽“俺”的說法。中國的民主最大的關注，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地方政府的誠信）。而西方選舉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在于其決定的是關于政府威信的問題，及為啥這個政府具有合法性（因為俺三里屯人選了這幾個蛤�。�，而不是這個政府的施政合理性（為啥這些個蛤蟆晚上三點吵死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國科學院可以發(fā)明人工智能機器人，每個村子里放一個做村長，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輸進去，然后讓機器人執(zhí)行，不知中國的政府效率和行政廉潔可以提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