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炳然蒙冤

在批判王實味的那些日子里，陳伯達聲名鵲起，成了“延安紅人”。

須知，他發(fā)表的《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墨子的哲學思想》，盡管受到毛澤東的稱贊，但那些文章畢竟書卷氣太重，充其量只是加強了陳伯達的“秀才”形象。

可是，他批判王實味的“精彩的”發(fā)言，卻大大提高了他“理論家”的威信。

于是，陳伯達得到兩項新的任命，那是中共中央為領導整風運動的“總學習委員會”發(fā)布的。這個委員會由毛澤東主持，康生為副。發(fā)布通知如下：

為健全《學習》報編輯委員會，決定王若飛、陳伯達、鄧力群參加編輯委員會，由康生領導編委工作；

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問題，決定由凱豐負總責，陸定一、喬木（胡喬木）、王若飛、陳伯達等參加這項工作。

這里提到的“《學習》報”，指延安《解放日報》的理論副刊《學習》。雖說這兩項任命并非顯要職務，跟康生當時的職務相比差遠了，但是畢竟已經清楚表明，陳伯達已進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班子”之中。

1942年7月3日，《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以整版篇幅，刊出陳伯達那篇曾被王實味“竭力活動去阻止發(fā)表”的《寫在實味同志〈文藝的民族形式短論〉之后》一文。據說，為了“存歷史面目”，“文章的題目、內容和口氣，都照舊不改”，所以對王實味還有“同志”兩字。一個整版還不夠，翌日《解放日報》再擠出一塊地方刊登，才算登完此文。陳伯達在前記中注明“這篇東西是1941年春寫的”，充分顯示了他的“先知先覺”。

這么一來，陳伯達在延安的形象，益發(fā)“高大”了。

不料，就在陳伯達洋洋得意的時候，有人向《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投來一篇尖銳地批判他的文章，使他吃了一驚！

所幸，陳伯達已經成為《學習》副刊的編委，得以先睹為快，看到了此文的手稿。

此文標題為《就教于陳伯達同志》，作者于炳然。

于炳然要向陳伯達“就教”什么呢？

于炳然寫道：

在《學習》第12期上，讀過陳伯達同志所寫的《舊階級本性的改造》。經過幾度的思考和推敲，覺得這篇文章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因為它可能給讀者以某種程度的模糊概念。

于炳然逐點分析、批評了陳伯達1942年6月27日在《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發(fā)表的《舊階級本性的改造》。其中特別是指出陳伯達歪曲了毛澤東當年提出的“治病救人”的方針，這使陳伯達出了一身冷汗。

陳伯達在《舊階級本性的改造》一文中，對于“治病救人”，舉了一個不甚恰當的例子：

明朝時候，江蘇高郵有一個人中了舉人，高興得發(fā)狂，笑不止，去求一個姓袁的大夫按脈。

那大夫驚叫說：“你的病已經沒有辦法了，再沒有幾天可活了，你趕快回去，遲點就回不到家了。”那個大夫還給他寫了封介紹信，叫他過鎮(zhèn)江的時候，再求教一位姓何的大夫�？墒钱斔�到鎮(zhèn)江的時候，病就好了。何大夫開看介紹信，里面寫道：“因為他高興得發(fā)狂，所以動以�？嘀�心，懼之以死，叫他憂愁抑郁，到了鎮(zhèn)江，就會好了�！庇谑撬�才恍然大悟，北面再拜感謝袁大夫。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對于我們，就像袁大夫這樣好的大夫……但是這樣好的大夫，好的醫(yī)法，往往不是一下子就會被病人所認識的，除了有別人的指點以外，還往往要到病人經過一番苦痛的考驗或被醫(yī)治好的時候，才能夠真正地加以尊重，直至心悅而誠服……“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睂τ诙�十二個文件，對于整風運動，我作如是觀。

這里提到的“二十二個文件”，即延安整風運動的22個文件，其中有毛澤東的《整頓黨的作風》《改造我們的學習》《反對黨八股》，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論黨內斗爭》，陳云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标惒�達的文章，針對整風的宗旨“治病救人”，發(fā)了一通議論。

于炳然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陳伯達的原則性錯誤：

似乎比較更值得注意的問題，就是陳伯達同志所認為“好的大夫，好的醫(yī)生”的問題。是的，對于那個“高興得發(fā)狂，笑不止”的“舉人”來說，袁大夫確是很好的大夫，醫(yī)法也確是很好的醫(yī)法。但用來“比擬”我們這次整風運動，不但“不倫”，而且會因此引起不正確的想法。因為那個“舉人”的病，僅是由于神經的失常，或可說僅是由于心理上的變態(tài)，并非真病，所以袁大夫戲劇式的醫(yī)法，居然奏效。我們的這次整風運動，目的是亦在“治病救人”，但是確有須治之病，確有應救之人，決非動之以危苦之心，懼之以死，就可以霍然痊愈的。若真像陳伯達同志所想象的那樣，那末，毛主席和黨中央好比袁大夫，而“好的醫(yī)法”現被陳伯達同志所說穿，當然陳伯達同志就好比是何大夫了。我們三風不正的病，現在應當是“到了鎮(zhèn)江，病就好了”。實際上，決非如此，因為“思想革命是長期的”，還需要讀二十二個文件，而且讀二十二個文件，僅是學習的第一個小圓周，也就是“治病”的第一步驟。可見，陳伯達同志所認為“好的醫(yī)法”，是對整風運動尚無足夠認識的看法，流弊所至，會降低整風運動的意義，會松弛某些同志的學習情緒。

……

于炳然的文章除了指出陳伯達把整風運動當成治神經病之類的嚴重錯誤外，還不客氣地指出陳伯達的好幾處理論失誤。文末，于炳然來了個冷笑式的“聲明”：“行文所至，急不擇言，失檢之處，尚望陳伯達同志予以‘略跡原心’的待遇�！�

于炳然的批評，使陳伯達惱怒至極。可是，作為編委，他又不能說不發(fā)此文，因為他剛剛批判過王實味“竭力活動去阻止我的東西的發(fā)表”。不得已，只好在1942年7月23日《解放日報》的《學習》副刊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陳伯達同志》，而在同一版面上，陳伯達來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與之針鋒相對。

陳伯達在答文中對于炳然反唇相譏，倒過來在于炳然的文章中找碴兒：

拙作《舊階級本性的改造》，經過于炳然同志“幾回的思考與推敲”，據說，被發(fā)現了所謂“舍本逐末與混淆視聽”，“是對整風運動尚無足夠認識的看法，流弊所至，會降低整風運動的意義，會松弛某些同志的學習情緒”。

問題不在于我文章的好壞（我的文章寫得不好，那是無可置疑的），而是在乎于炳然同志和我有思想上的隔膜。

……

于炳然同志似乎認為我們的整風運動不可能到了一定時候是會把病整好的。那位發(fā)精神病的舉人“到了鎮(zhèn)江，病就好了”，于炳然同志則認為我們的整風運動，不能有“到了鎮(zhèn)江”的時候，這真是“長夜漫漫何時旦”了。

……

陳伯達的答文，圖窮匕見，那最后幾句話鋒芒畢露，咄咄逼人：

在整風運動中，每個同志都著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這些上面多關照一下自己。于黨、于己、于人都是會有好處的。

陳伯達的這幾句話在提醒于炳然：你自己是個什么貨色！

于炳然終于倒了大霉。那是1942年10月，王實味一案“擴大”，變成了“反黨五人集團”——王實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錚。

出面整于炳然以及王實味那“反黨五人集團”的是康生。那時，陳伯達開始與康生“合作”。

戴晴在《王實味與〈野百合花〉》一文中，記述了康生怎樣與陳伯達聯合起來斗于炳然和“反黨五人小集團”的——

“反黨五人集團”的成員分屬三個單位，怎樣捏在一起呢？還是看康生自己的話：

這個斗爭策略性很強，我們用了列寧主義策略原則，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各個擊破。我們一個一個地斗，這是個策略。不僅沒有斗潘芳，反而給升官，那時考慮成全、王里，認為不好斗，因為政治研究室毫無群眾贊成，支部會不敢開，一開就下不了臺。

但這點小困難能難倒康生么？他找了一個叫于炳然的當突破口�？瞪�說：

于在棗園，棗園群眾有把握。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個迂回。

但群眾還沒有起來，和王實味也沒有聯上。面對這種情況，康生自有辦法：

群眾沒有覺悟怎么斗？就想了一個辦法，號召了一下檢查領導。陳伯達的領導大概有問題，檢查檢查群眾起來了。后來把陳伯達說服了一下，說你到棗園休養(yǎng)，怎么罵你，得不到我們的信，你別回來。開了五天會，不講成全、王里的問題，只講陳伯達的問題，把陳伯達罵得狗血淋頭……到第五天他們夫婦兩口破口大罵陳伯達，從上午罵到下午。罵什么問題？罵出一個人性論來。這時群眾聽了，對，你和王實味一樣，怎么把王實味的人性論罵出來了？……這時斗爭又從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個迂回。這樣給潘芳、宗錚戴上托派分子帽子……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問題。斗爭很迂回、很細密……

那時的康生，比陳伯達“大”得多，身兼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調查研究局情報部部長、黨與非黨干部審查委員會主任、指導整風運動的中央總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要職。在康生的操縱下，整倒了王實味，整倒了“反黨五人集團”，整倒了于炳然，為陳伯達出了一口氣。

陳伯達趾高氣揚了。1942年10月30日，中央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召開整風聯合大會，會議的主角是陳伯達，他作了關于黨內生活的發(fā)言。據當時的報道，陳伯達的發(fā)言內容為：“強調自從反王實味的座談會以后，托派這種反革命的叫囂，是被黨內外的大眾壓服下去了。但是要根本粉碎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論’及其利用的平均主義的幌子，還要我們繼續(xù)努力。并且要避開個人和生活是非，更多地關心政治的是非，一方面要廣泛地集思廣益，另一方面必須有不斷的自我反省。”

本來，有人曾向組織上反映陳伯達的托派問題，也有人反映他的被捕問題，與張貞的關系問題，以至起草過孫文主義學會宣言等問題。由于陳伯達在運動中成了“紅人”，成了“反托英雄”，加上康生為之庇護，他也就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做起報告來，口口聲聲要“粉碎托派陰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