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毛澤東的注意

陳伯達記得，那是延安的一次座談會，討論孫中山的思想。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fā)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說，孫中山的思想屬于小資產(chǎn)階級；另一種意見以為，他的思想屬于民族資產(chǎn)階級。

毛澤東很仔細地傾聽著雙方的爭論。雙方各有道理，爭論頗為激烈。

就在這個時候，陳伯達發(fā)言了。他盡量講得慢一些，便于讓大家聽懂。陳伯達與眾不同，又一次采取了他對待文學界兩個口號之爭那樣把對立的雙方加以統(tǒng)一的方法，加以闡述：“我認為，孫中山的思想有兩個兩重性——既包括小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兩重性，又包含民族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兩重性……”

毛澤東的目光，注視著陳伯達。毛澤東輕聲問旁邊的人：“現(xiàn)在發(fā)言的人，叫什么名字？”

旁邊的人在紙上寫了“陳伯達”三個字。

陳伯達發(fā)言完畢，毛澤東站了起來，很高興地說道：“剛才陳伯達同志的發(fā)言很好，很恰當?shù)胤治隽藢O中山思想的階級屬性問題……”

散會之后，毛澤東把陳伯達留下來，問了一些關于他的情況。

陳伯達回去之后，傍晚，毛澤東忽然派人通知，要他趕到機關合作社去吃晚飯。

陳伯達急急應召趕去。到了那里才明白，毛澤東宴請一美國記者。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今天順便也請你——請你和美國客人�！�

這次請客很簡單：毛澤東、翻譯、美國記者、陳伯達四人同桌而聚。

起初，毛澤東跟美國客人說了一些客套話。后來，他轉向陳伯達，問起北平文化界的情況，問起張申府的近況。張申府，原名張崧年，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后來脫黨。

毛澤東得知陳伯達在北平中國大學開過周秦諸子課，而毛澤東對中國古代哲學也饒有興趣，他們之間有了共同的話題，越談越投機，竟把美國客人撂在一邊……

這一天，成了陳伯達一生的轉折點。從此，他成為毛澤東手下的一支筆。毛澤東這位時代的巨人，給予他不可估量的影響：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打敗蔣介石、建設新中國的勝利大進軍中，毛澤東建立了豐功偉績。陳伯達在毛澤東的統(tǒng)率下，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毛澤東從1957年開始，逐漸向“左”偏航，以致在“文革”中陷入“左”的迷誤。陳伯達用他的筆，闡述并發(fā)展了極左路線、極左理論，成了一位十足的“左”派理論家，直至墮落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之一，成為歷史的罪人……

與毛澤東探討中國古代哲學

經(jīng)毛澤東提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行中國古代哲學講座。每一次講座，毛澤東差不多都去聽。

毛澤東一去，許多人也跟著去。雖然陳伯達的話難懂，聽久了，也慢慢聽慣了。這些課，陳伯達過去在北平講過，如今加了些新的內容、新的見解。

很快，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有了名聲。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學會”，陳伯達成了這個學術團體的頭面人物，執(zhí)筆寫了《新哲學會緣起》，發(fā)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

1939年1月，陳伯達寫出《墨子哲學思想》一文，恭恭敬敬給毛澤東送去，請求指正。

這時的毛澤東，已從五次反“圍剿”的戰(zhàn)亂之中，已從兩萬五千里長征的羈旅之中解脫出來，在相對安定的延安窯洞里，不斷著述，寫出《實踐論》，寫出《矛盾論》，寫出《論持久戰(zhàn)》，寫出《基礎戰(zhàn)本》（這本書未收入《毛澤東選集》）……他正處于一生的著作高峰期，顯得非常勤勉，思維活躍，正在探索著一系列的理論問題。

陳伯達的《墨子哲學思想》引起毛澤東很大興趣。他很細致地讀完，親筆給陳伯達復了一信。毛澤東的書信通常很短，一二百字而已。這次破例，給陳伯達寫了很長的復信，全文如下：

伯達同志：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不過是望文生義的感想，沒有研究的根據(jù)的。

敬禮！

毛澤東

2月1日夜

（一）題目似改為“古代辯證唯物論大家——墨子的哲學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學”較好。

（二）事物的實不止屬性，還有其最根本的質，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qū)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于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志氣”，志似指事物之質，不變的東西（在一物范圍內），氣似指量及屬性，變動的東西。

（三）“君子不能從行為中分出什么是仁什么是不仁”，這句話的意思應是：君子做起事來卻只知做出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xiàn)形態(tài)都是偶然性，都是偶然性表現(xiàn)。因此，“沒有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會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義”是對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發(fā)，并經(jīng)過無數(shù)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許成為十月十一日的漢陽起義，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義�！安皇窃谀乔‘�?shù)臅r機爆發(fā)起來就不一定成為燎原之火”是對的，但也必定會在另一恰當?shù)臅r機爆發(fā)起來而成為燎原之火。

（五）中庸問題

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zhí)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zhàn)線斗爭，反對過猶不及。這里有幾點意見：①是在作兩條戰(zhàn)線斗爭，用兩條戰(zhàn)線斗爭的方法來規(guī)定相對的質。②儒墨兩家話說得不同，意思是一樣，墨家沒有特別發(fā)展的地方。③“正”是質的觀念，與儒家之“中”（不偏之謂中）同，“權”不是質的觀念，是規(guī)定此質區(qū)別異質的方法，與儒家“執(zhí)兩用中”之“執(zhí)”同。“欲”之“正”是“利”，使與害區(qū)別�！皭骸敝�“正”是“害”，使與利區(qū)別而不相混�！皺嗾邇啥鵁o偏”，應解作規(guī)定事物一定的質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異質偏），但這句話并不及“過猶不及”之明白恰當，不必說它“是過猶不及之發(fā)展”。④至于說“兩而無偏，恰是墨子看到一個質之含有不同的兩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個質”則甚不妥，這把墨家說成折中論了。一個質有兩方面，但在一個過程中的質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對安定的，必須要有所偏，必須偏于這方面，所謂一定的質，或一個質，就是指的這方面，這就是質，否則否定了質。所以墨子說“無偏”是不要向左與右的異質偏，不是不要向一個質的兩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實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辯證論的話，便應作如此解。

（六）“半，端”問題

墨子這段，特別是胡適的解釋，不能證明質的轉變問題，這似是說有限與無限問題。

以上所以全文照錄毛澤東1939年2月1日致陳伯達函，是因為這封信清楚地表明：陳伯達所擅長的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正是毛澤東思索的熱點。正因為這樣，看了陳伯達的文章，毛澤東會隨手寫下這樣的學術性的長信，與他進行詳細的討論。也正因為這樣，陳伯達被毛澤東所看中，并非偶然。這封信表明，他們有著共同的興趣和話題，而毛澤東的見解比陳伯達高出一籌。

陳伯達一見毛澤東對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毛澤東呈送了《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陳伯達也請他的“頂頭上司”——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張聞天——看了文章。

毛澤東讀后，興致仍然很濃，于1939年2月20日寫了一封更長的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茲摘錄部分原文如下：

伯達同志的《孔子哲學》我曾經(jīng)看過一次（沒有細看），覺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囑咐再看一遍仍覺大體上是好的，唯有幾點可商榷之處開在下面，請加斟酌，并與伯達同志商量一番。

我對孔子的東西毫無研究，下列意見是從伯達文章望文生義地說出來的，不敢自信為正確的意見。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詳細地寫了七點意見，針對陳伯達的文章，談了自己對孔子哲學思想的看法。

陳伯達收到信后，當即按照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再呈毛澤東。1939年2月22日，毛澤東又寫了一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

伯達同志的文章再看了，改處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達伯達同志考慮�！�…

是否妥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

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又補充談了三點意見。

借助于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探討，借助于呈送文章向毛澤東請教，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系日益密切起來。

毛澤東終于決定把這位“陳同志”調到自己身邊工作……